Earthblog

日前，廣州人大常委會通過了"廣州市婦女權益保障規定（草案）"，規定夫妻一方有權向工商局，房地產管理部門，車輛管理部門等機構申請查詢另一方財產，有關部門或單位應當協助辦理。相映成趣的是，在沉陽市大東區婚姻登記處展板上，寫著"對於男人的偶爾出軌，有時候不必看得過重。處於轉型時期價值觀重組的時代，政府對婚姻的態度似乎也莫衷一是。

中國人很少通過權利的相互關係角度去衡量一個社會問題，婦女（當然也包括少數在婚姻中處於弱勢地位的男性）在離婚時財產處分問題上所處的弱勢地位是顯而易見的，因此全世界多數國家的法律，在離婚時對婦女一方多採取特別保護措施。在有些國家，婦女不但能夠分得多數共有財產，甚至還能分到前夫在未來收益的一部分。但很少，至少我還沒有聽說過，有哪個國家立法容許夫妻在婚姻期間互查對方財產的時候，政府有協助的義務。道德上的道理顯而易見，最關鍵的是，如果這樣的法律得到通過，它會傷害到一個社會其他的權利基礎。

從權利的屬性上看，不同的權利之間的確存在著輕重主次。比如人身權利要高於財產權，基本人權高於由於契約產生的衍生性權利。進入現代社會以後，婚姻越來越體現出一種契約性質，雙方的權利和義務都可以通過契約來約定。比如，法國總統薩科奇就和自己的妻子約定，在自己當總統期間，雙方不得離婚。而關於財產權的約定，在許多國家早已是婚姻關係確定前的當然程序，法律並不禁止雙方約定一旦離婚彼此對財產的處置方案。由此可見，關於婚姻雙方之間的財產處置，是兩個平等的民事主體之間的契約，儘管在某些國家這種契約是雙方自己約定的，有的國家，比如中國是法律規定的。但不管怎麼說，由這種契約關係延伸出來的財產權，不能超越人身權利。

有人說，法律規定政府有義務協助妻子查丈夫的小金庫，這是侵害了丈夫的隱私權，其實，問題的嚴重性遠不止此。我們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，我們所有的法律關係都是以每個個體出現的。比如我們在組建公司，和別人訴訟，都是以單個公民的身份行使權利，同時也承擔相應的義務，這是現代社會和傳統社會最大的區別。也就是說，即便是父子夫妻，在婚姻和家庭關係之外，他們之間都沒有天然的法律義務和權利。如果妻子僅僅出具身份證和結婚證就可以查詢當事人的相關信息，也就意味著，每個人獨立成為個體的法律基礎受到動搖。這是多麼可怕的一件事！

日本著名的作家春樹曾經說過一句話：是我們創造了體制，不是體制創造了我們。套用這句話，我們可以說：是我們創造了婚姻，不是婚姻創造了我們。我們創造的婚姻制度，不能凌駕於基本人權之上。更何況，政府對婚內權利的介入，尤其需要小心謹慎。舉個例子，有很多壞男人平時在外面偷腥，家裡的老婆獨守空房，妻子的性權力也沒有得到必要的維護。這事政府是不是也得管一下，協助妻子讓丈夫履行好自己的床上義務？有些國家的確有這樣的法律規定，但畢竟少之又少。古人說得好，清官難斷家務事，大多數家務事，還是由夫妻雙方自己約定規則，政府更省心，夫妻更安心。如果婦聯真派一個督察員監督每個家庭男人和自己妻子同房的次數，我想這個社會就真亂套了！

的確，在當下許多男人在離婚時轉移資產，最後讓無助的妻子們人財兩空，是相當普遍的現實。不久前乒乓國手馬琳和妻子離婚，馬琳就宣稱自己只有一套住房可以分割。別說他的妻子不信，連我都不信。但我的觀點是，對待這樣的男人，需要另外的制度安排，而不是輕率地在婚姻期間由政府撐腰隨便查賬。比如，法律可以規定，一旦進入離婚訴訟，夫妻雙方的財產均不得進行單方面處置，一旦發現一方有轉移和藏匿財產，對方可以申請獲得賠償。當然，要真正解決這個問題，更需要在全社會建立一個相對透明的財產制度。